編按：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早前推出「藝評獎勵計劃2025—大專組」，透過公開徵集活動，吸引及鼓勵大專生撰寫藝評文章或拍攝評論短片。得獎結果已公布，本會應香港藝術發展局邀請，特於網站轉載電影組別的獲獎作品，勉勵年輕一代積極參與電影評論。
（本文為「藝評獎勵計劃2025—大專組」電影組別季軍作品，文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）

引言：幽谷中的倫理試煉

《不赦之罪》[1]（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）將觀眾帶到《聖經》詩篇二十三篇四節[2]中所描繪的「死蔭幽谷」並拋出一個核心問題：是否所有的罪都能被寬恕，包括強姦？而人又能否在「七十個七次」[3]的召喚下，超越人性實現神聖寬恕？梁牧師（黃秋生飾）在女兒（陳書昕飾）自殺身亡後，面對加害者阿樂（歐鎮灝飾）突如其來的出現，被迫在雙重身份之間徘徊：作為牧師，他遵循上帝的感召去傳道，引導信徒認罪重新；作為父親，他對阿樂，內心充滿難以消解的仇恨。這種張力，構成了全片最殘酷的倫理考驗。

        雅克·德里達（Jacques Derrida）的《論世界主義與寬恕》（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）揭示：真正的寬恕只能針對「不可寬恕之罪」，而這種寬恕始終是不可能的。電影以低光、無聲凝視、教堂空鏡、十字架陰影與沉重不安的配樂，將這種矛盾具體地呈現。作為一部香港「後創傷敘事」[4]，本片將這個神學與哲學難題投射到當代社會記憶的層面，提醒我們：在一個「未能遺忘」的時代，寬恕與責任或許只能不斷徘徊於死蔭幽谷之中，而我們都活在陰影中。

背景鋪陳：劇情與角色

《不赦之罪》，由林善、譚善揚合作執導，屬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「總會拍電影」計劃首季勝出作品之一，於2025年上映，主要演員為黃秋生、蘇玉華，歐鎮灝和陳書昕。故事聚焦在梁牧師一家的悲劇：女兒晴晴在遭阿樂強姦後懷孕，後因承受不住羞辱與信仰壓力而自殺，家庭支離破碎。妻子（蘇玉華飾）拒絕接受真實，開始懷疑上帝。阿樂出獄後來到梁牧師教會尋求救贖。梁牧師隱瞞其身份，收留「仇人」，並試圖以信仰引導阿樂重生，卻在牧者的使命與父親的仇恨之間徘徊。最終梁牧師情緒大爆發，試圖殺死阿樂。結局中，梁牧師離開教會，轉職網約車司機，意外重遇阿樂，暗示寬恕的未竟循環。

影片呈現三重角色張力：加害者阿樂，背負罪惡卻渴望重生；受害者晴晴，雖已逝去，仍以記憶閃回的方式化為倫理幽靈；而作為見證者的梁牧師夫婦，則在信仰與創傷之間掙扎。黃秋生與蘇玉華的細膩表演揭示寬恕與仇恨之間的矛盾。這部電影不僅是一部犯罪電影，更是一場信仰試煉。初次觀影時，我深深被梁牧師那壓抑的眼神與教堂的沉寂氛圍窒息般地包圍著，這份情感的衝擊讓人不禁質疑：神聖寬恕是否真的可能？若真正的寬恕只能針對「不可寬恕之罪」，《不赦之罪》如何以影像展現出「寬恕既必要卻不可能」的悖論？

「不赦」與「不可能的寬恕」

德里達在《論世界主義與寬恕》[5]中強調，真正的寬恕只能針對「不可寬恕之罪」，否則寬恕僅只是一種廉價的妥協，失去其激進的倫理意義。然而，這種寬恕雖是一種必要的倫理姿態，但卻同時是一種「不可能的任務」[6]。因為它要求我們超越人性的局限，但這卻又無法在人間裡實現。電影《不赦之罪》恰好就在這個悖論之中展開，最初透過梁牧師與妻子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，後來則透過梁牧師的兩種身分所帶來內心的掙扎，來突顯寬恕在神學與人性之間的斷裂。

阿樂的強暴行為，作為導致晴晴自殺的「不可寬恕之罪」，成為電影倫理之中的試金石。德里達發現「寬恕」概念的核心存在著一種矛盾：一方面，它要求無條件、無償、無限的寬恕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往往被限制於有條件的寬恕之中，我們要求罪犯的認罪、悔改和轉變。這兩種不可化約的範疇同時存在，構成了一種難以調和的張力。片中梁牧師的掙扎顯得格外尖銳；作為牧師，他在教會講道時，多次引用《馬太福音》第十八章「七十個七次」的經文，來強調無限寬恕的召喚；作為父親，他卻無法壓抑對加害者阿樂那深層的仇恨。兩種角色的矛盾讓他同時成為「神的見證者」與「人性的失敗者」。這突顯德里達所謂「不可能卻必要」的倫理困境。

梁牧師在初次見面時就已認出阿樂，為故事埋下伏筆。後來，在一次露宿者派飯活動中，重遇阿樂。極近的鏡頭特寫捕捉他壓抑的顫動，揭示他內心的掙扎。但鑑於自己牧師的身分，最後他同意教會社工建議，收留阿樂，嘗試幫助阿樂，背誦經文，甚至背負十字架徒步上山贖罪。十字架的沉重壓彎阿樂瘦削的身軀，象徵阿樂的罪行是不可抹去的。阿樂誠心認罪，梁牧師原本萌生寬恕之意。但當阿樂宣稱「我也可以原諒晴晴」時，並揭示他因被晴晴「出賣」而報復的真相時，電影突顯了罪責的複雜性。鏡頭切換至特寫捕捉梁牧師驚愕的面容，背景漸暗。這不僅粉碎晴晴的「完美乖女」形象，更使梁牧師的人性寬恕崩潰：他無法接受加害者的寬恕姿態，更無法直面女兒的複雜人性。

電影的影像語言將這種倫理矛盾進一步深化。那場自殺閃回令我幾乎窒息。白衣與血跡的對比殘酷得刺眼，在模糊的剪輯下，我彷彿看見一個既純潔又破碎的身影。她不再只是角色，而是一種幽靈般的召喚，迫使觀眾直視那永不消退的罪惡。梁牧師回憶起自己因宗教教義反對墮胎，間接推女兒走向絕路的內疚，轉為緩慢推鏡，聚焦他的面容，突顯他無法寬恕自己。這種非線性敘事呼應了德里達對寬恕的時間悖論：過去的創傷不斷侵入當下，使寬恕成為永無止境的延遲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電影中梁牧師在經文的引用上也呈現出一個明顯的轉折，象徵著他內心的動搖與退卻。初段，他以《新約聖經》為根據，特別是《馬太福音》第十八章「七十個七次」的經文，強調寬恕的無條件性、無償性與無限性，他仍然努力踐行牧師的職責。然而，隨著劇情推進，他的講道逐漸轉向《舊約聖經》的篇章，如「耶和華將硫磺與火、從天上耶和華那裡、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、把那些城、和全平原、並城裡所有的居民、連地上生長的、都毀滅了」[7]。語氣中愈發強調「惟有神能寬恕罪人」，以及耶和華對罪惡的嚴厲審判。這種轉變揭露了他內心的矛盾：當他無法承擔作為父親的憤怒與痛苦時，只能將「寬恕的責任」推回給神。這不僅是他試圖自我解脫的一種姿態，也正好呼應德里達所揭示的悖論：如果真正的寬恕只能針對不可寬恕之罪，那麼人類永遠無法完成這一行動，只能將它懸置在「神聖的他者」之中。影像語言亦配合這一變化。在講壇引用舊約經文，遠景鏡頭孤立了梁牧師和他身後的巨大十字架，會眾的身影被刻意抹去。我感覺這不是一場公開講道，而是他內心的自白與掙扎。新約與舊約的擺盪不只是神學的對比，在我眼中，這更像是一種倫理的裂縫：他既渴望上帝的無限寬恕，又同時被仇恨拖回毀滅。看著這一幕，我已隱約感到片末領洗場景的失控早已是不可避免的。

與梁牧師的雙重身份相對，妻子則代表信仰崩解的另一極。她原本也是一名虔誠教徒，卻在女兒自殺的悲劇後徹底離開教會。這不僅是對阿樂的拒絕寬恕，更是對上帝「沉默」的質疑。德里達的悖論在此顯得格外諷刺：無條件的寬恕本應超越一切，但妻子無法實踐，因為人性的局限讓她深陷仇恨與悲傷之中。蘇玉華的表演細膩地捕捉了這一轉變：例如她保留晴晴的手機，繼續為她慶祝生日，藉由「假裝女兒仍在世」維持幻覺式的自我安慰，突顯她無法釋懷。這與梁牧師的「七十個七次」形成鮮明對比：丈夫試圖透過信仰超越仇恨，她卻選擇跟隨人性的本能，以拒絕來保護自己。

電影在幾場對峙戲中顯現夫妻兩極化的倫理位置。教堂場景裡，妻子初見阿樂時的眼神赤裸恨意，她的雙手緊握拳頭，幾乎要衝向台前，卻被丈夫攔下。這一刻的肢體語言揭示了她內心的掙扎，既想以行動宣洩仇恨，又被家庭的殞地牽絆。這與梁牧師的壓抑顫動形成鮮明對比，丈夫將仇恨隱藏於信仰之下，她卻直接爆發，以人性化的爆發挑戰神聖的寬恕召喚。另一場車內爭吵，緩慢推鏡，她質問丈夫為何收留「仇人」，揭示家庭裂痕的深度。其中她的那一句對白「上帝為何不救晴晴？」，直白地道出她對信仰的徹底懷疑。這些場景讓妻子的形象超越了「拒絕寬恕」的單一面向，而是成為社會共同體創傷的縮影：在倫理的召喚與創傷的重負之間，她只能選擇拒絕來保存生存的力量。

片末的領洗場景，則將這一切推向高潮。梁牧師試圖以聖禮完成對阿樂的神聖寬恕。梁牧師的眼神遊移於仇恨與召喚之間，黃秋生的演技將這一裂口推至極致。對我來說，那場景表面上像是救贖，實際卻揭露寬恕的未竟：梁牧師無法原諒阿樂，更無法原諒自己。他的動作近乎殺戮，把阿樂壓入水中的一刻，我感覺聖禮本身被扭曲成審判現場。壓抑已久的仇恨終於爆發了。他抬頭凝視牆上巨大十字架，質問上帝，「他靠什麼原諒我的女兒？」。此刻，妻子衝到台前制止丈夫。妻子拒絕寬恕阿樂，卻在領洗場景守護家庭，反映對「他者」責任的複雜掙扎，展現人性局限。這一舉動顛倒了夫妻二人的立場：曾經拒絕寬恕的妻子，成為阻止丈夫墮入仇恨深淵的一方；而曾高舉「七十個七次」召喚的牧師，卻在聖禮中化身為潛在的施暴者。這種顛倒正好揭示了德里達所言「寬恕的悖論」的極限：在人性與神性的夾縫中，寬恕不僅未能完成，還在爆發與克制之間顯現出更多裂口。

這種倫理裂口，並不僅屬於梁牧師或他的家庭，而是延伸到香港的「後創傷敘事」。阿樂的出獄象徵法律審判的完成，但並未真正帶來和解與癒合；正如梁牧師與妻子的分裂，社會同樣在「責任」與「寬恕」之間撕裂：有人選擇壓抑地追尋和解，有人則選擇拒絕與離開。

結語：幽谷中的未竟呼喚

《不赦之罪》是一場殘酷的倫理試煉，將觀眾置於《聖經》詩篇二十三篇的「死蔭幽谷」，直面寬恕的邊界與人性之殞。透過梁牧師與妻子的對立、阿樂的罪與悔改，以及晴晴的幽靈，電影精準呈現德里達「真正的寬恕只能針對不可寬恕之罪」的悖論。教堂空鏡與領洗立場顛倒，皆揭示寬恕的必要性與不可能性。本片以香港後創傷敘事，將個人悲劇升華為集體傷痕的寓言。觀影後，我感受到寬恕的沉重，彷彿自己也徘徊於幽谷，無法逃避這未竟的倫理叩問：如何在歷史的死蔭幽谷中尋找寬恕？這亦讓我想起現實中受害者常被要求寬恕的壓力，是否也是一種倫理暴力？正如香港在政治動盪後的和解困境，電影以妻子決斷與梁牧師的崩潰，折射出集體創傷的無解，提醒我們：寬恕或許永遠懸於人性之外。
 

[1] 《不赦之罪》，林善、譚善揚導演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製作，2025 年。

[2] 《聖經》，〈詩篇〉第二十三篇第四節（和合本）。

[3] 《聖經》，〈馬太福音〉第十八章第二十二節（和合本）。

[4] 關於「香港後創傷敘事」的討論，可參見陳國慧：〈後創傷的香港電影書寫〉，《電影雙周刊》，2021 年第 114 期，頁 24–29。

[5] Jacques Derrida,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, trans.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 (London: Routledge, 2001). 中譯本可參考：《世界主義與寬恕》，王曉朝譯（南京：譯林出版社，2012）。

[6] 同上，頁 32。德里達指出：「唯有面對不可寬恕之罪，寬恕才真正有意義，但此時寬恕亦變得不可能。」

[7] 《聖經》，〈創世紀〉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節（和合本）。
 

參考書目

1. 書籍

Jacques Derrida,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. Translated by Mark Dooley and Michael Hughes. London: Routledge, 2001.

雅克・德里達著，王曉朝譯：《世界主義與寬恕》。南京：譯林出版社，2012。

2. 期刊文章

陳國慧：〈後創傷的香港電影書寫〉，《電影雙周刊》，2021 年，第 114 期，頁 24–29。

3. 聖經

《聖經》，〈詩篇〉第二十三篇第四節（和合本）。

《聖經》，〈馬太福音〉第十八章第二十二節（和合本）。

《聖經》，〈創世紀〉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節（和合本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