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虎毒不》的悲劇寫實──從產後抑鬱到家庭性別關係的社會反思
編按: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早前推出「藝評獎勵計劃2025──大專組」,透過公開徵集活動,吸引及鼓勵大專生撰寫藝評文章或拍攝評論短片。得獎結果已公布,本會應香港藝術發展局邀請,特於網站轉載電影組別的獲獎作品,勉勵年輕一代積極參與電影評論。
(本文為「藝評獎勵計劃2025──大專組」電影組別亞軍作品,文章由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)
繼《淪落人》後,陳小娟再次執導《虎毒不》,兩部作品同樣關注香港社會議題,意圖打破大眾對女性的想像及傳統形象。《淪落人》的主角是一名菲傭,主張女性不應被婚姻束縛,應擁有追夢的權利,美好結局帶來窩心的感覺,充滿希望。然而,六年後的《虎毒不》畫風突變,以極度壓抑的氛圍呈現另一種女性處境。近年香港影壇拍了許多有關家庭的寫實電影,如《爸爸》以倫常慘案為題,刻劃弒母殺妹案倖存父親的心境及矛盾;《年少日記》聚焦學童自殺問題,反映背後的成因。《虎毒不》題材更為大膽,把倫常慘案及自殺兩種悲劇結合。電影主角楊淑貞(談善言飾)是一名新手媽媽,在照顧初生兒的過程,她面對價值感缺失、人生定位的迷惘、不被理解及期望落差,最終發展成產後抑鬱。結局與《淪落人》相反,她在最後的黎明,結束多個黑夜經歷的煎熬及痛苦。陳小娟曾分享,她成為母親之後,激發她以現代女性面臨的育兒困境為電影靈感。[1] 本文將分析在香港社會發展及意識形態下,《虎毒不》作為一部寫實電影,如何再現產後抑鬱、家庭及性別價值觀等方面的複雜性,並透過悲劇在這個社會議題上達到正面的影響。
香港社會及意識形態
香港是個中西文化交融的社會。二戰結束後,香港社會及經濟結構經歷劇變。1960年代工業起飛,傳統「重男輕女」父權觀念普遍存在,部分女性需到工廠上班,幫補家中男性讀書,讓他們得以上流。至1970至1980年代,港英政府逐步推行免費教育,使得男女皆有平等接受教育機會。[2] 加上香港在上世紀末步入知識型經濟,教育制度以學術知識為主,傳統「三從四德」觀念逐漸式微,女性社會角色不限於母職,而是在職場中的重要成員。正因急速社會發展,不同世代、甚至同代之間,在家庭角色與性別價值觀上產生明顯分歧。加上現代社會激烈競爭延伸至育兒層面,「贏在起跑線」觀念應運而生,相比以前,家長的付出及期望有增無減,加深香港家庭及性別價值觀的複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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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虎毒不》寫實及再現
再現理論分為兩個階段,第一階段是在社會及意識形態影響下,同一文化社會中的群體對事物與概念形成相近的理解,分為字面或指示意義(denotative)及隱含意義(connotative),再現理論強調後者,即聯想、言外之意及在社會文化的價值及批判。[3] 第二階段是創作者基於群眾既有的理解,以語言為媒介,建構其對社會的延伸觀點及意義。第一階段是第二階段的必要條件,若要令作品產生文化共鳴,創作者必需敏銳地觀察社會及群體思維,定義目標受眾,並提出具啟發性的觀點。電影是一種語言,透過視覺影像展現角色的表情、語氣、動作及衣着,配合場景、燈光、聲音等效果,[4]具體塑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情境,以不同的敘事方式傳遞意義,[5]達致創作者預期的再現效果。
根據上述理論,《虎毒不》不僅以對白建構意義,燈光及聲音亦是當中的語言。電影採用自然光呼應淑貞的內心感受,電影開首,淑貞產後回到麵包店工作,窗外透入一道曙光,象徵著對未來的希望;但在電影末段,淑貞臥床哭泣,房間的窗如籠般困著她,窗外那道光卻像觸不可及的希冀。這種燈光效果映現她由期待至絕望的情感變化,配合電影最後一幕,淑貞在未生育前曾滿懷憧憬地說「晴晴,我真的很期待見到你」,對比之下甚為諷刺。在聲音設計上,嬰兒哭聲貫穿整部電影,暗示淑貞日復日的壓力從無改善,也隱含母親照顧初生嬰兒的矛盾心境,既覺得哭聲煩厭,又明暸嬰兒未具判斷能力,她作為母親,卻無力改變這一切的痛苦。哭聲使觀眾在短時間內承受密集的不適感,從而代入母職的不安。另外,泵奶器規律的機械聲也穿插在不同場景,加重電影的緊張及壓迫感。
《虎毒不》以實景拍攝為主,並善用重複場景。湖邊可謂電影的核心場景,淑貞在夜間獨自哄女兒睡覺的畫面常常出現,她的動作和神情由最初的迷惘,逐漸轉為疲憊和崩潰,最終變得麻木及絕望。在最後的清晨,湖邊只落下她的鞋及女兒的奶嘴,象徵二人不復存在。晚間昏暗環境加重憂鬱感,突顯母親的孤獨及「有家歸不得」的無奈,觀眾完全沉浸於這些場景,被迫感受同樣的抑鬱與無助。這再現了在父權文化下,人們往往期待女性在育兒階段擔當主要照顧者,但其付出卻被忽視。電影以《小太陽》開首及作結,淑貞清唱歌曲直白地傳達她內心情感,觸動人心。歌詞將母親比喻為太陽,默默照耀大地,表面歌頌母親的偉大,實則揭示社會認為母親的愛和剛強為理所當然的殘酷,與湖邊場景互相呼應。
在香港社會對母職的期待下,《虎毒不》的情節再現產後抑鬱的核心元素,突顯母職情感被忽視的嚴重性。首先是自責感,淑貞向芬姨(馮素波飾)剖白,雖愛孩子卻心力交瘁,自覺能力和心境不如人,心存愧疚,反映在激烈競爭的香港,現代女性自我苛求十全十美,形成壓力。其次是自我價值低下,她因育兒影響工作表現被解僱,顯示女性常因成全家庭而放棄夢想及懷疑自己。第三是不被理解,淑貞與丈夫阿偉(盧鎮業飾)爭執是電影的高潮,淑貞獨自面對困難,卻仍被親人否定情緒及加以怪責,突顯傳統與現代性別角色的角力,女性在職場與母職之間似乎早已被安排職責。第四是求救無門,她向社福機構求救卻遭官腔式拒絕,即使親哥哥也期望她獨力照顧孩子,其中一幕淑貞給女兒說《小紅雞》童話,也象徵她不斷求救但始終被忽視的情況。面對種種壓力,她把孩子放到芬姨家、決絕的鬆開孩子的手後逃回娘家,強烈渴望休息和分割責任的想法直衝腦門;埋雀那一幕更令她意識自己如愛雀般可被取替,把抑鬱情緒推往極致。接續一幕淑貞在診所填寫產後抑鬱測試,表示一切正常,經歷重重失落後,她不再求救,走向悲劇。在表情、動作及語氣上,談善言細緻地演繹產後抑鬱的表徵:她照顧孩子時心急焦慮;向孩子說「對不起」成了她的口頭禪;後來她步伐變慢、笑容僵硬、眼神疲憊,使人理解她的心理絕境。
《虎毒不》令人直視母職不為人知的犧牲及處境。淑貞全裸那一幕極為發人深省。雖涉及裸露,卻沒使人聯想情慾,反之,它為觀眾帶來另類的視覺衝擊,把生育對女性身體的影響原形畢露:暗沉的乳頭、佈滿妊娠紋的肚皮、明顯的剖腹產疤痕、鬆弛的皮膚,以及尿滲問題。這些向來是私密般的存在,在社會鮮被討論,如今在銀幕赤裸呈現,正是批判社會對母親身心代價的忽略。
《虎毒不》的角色光譜甚廣,反映社會中性別價值觀縱橫交錯。女性方面,奶奶(彭杏英飾)、淑貞媽(區嘉雯飾)及芬姨分別代表典型、溫和及開明的傳統女性,她們與淑貞形成三條截然不同的關係線──對立、依附及支持,立體地呈現兩代之間價值觀差異。奶奶批判女性主義,主張重男輕女、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價值;淑貞媽凡事以子女為先,願意犧牲自我,把自身幸福付托子女;芬姨作為外人,卻形同神話的存在,象徵現代女性在現實中渴望的關懷。朋友們是現代女性的縮影,她們一方面對職場不公及育兒競爭感共鳴,另一方面卻確認了女性犧牲的普遍性。男性方面,電影傾向透過他們展現父權文化下的普遍現象。阿偉與淑貞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立,他雖把育兒責任一律交托妻子,但他確實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,電影以短景展示他為工作奔波及受盡壓力,而且他偶然對妻子也如情人般關心體貼,反映男性對丈夫及父職的身份的定位或會出現模糊心態。在阿偉的圈子中,雖有人會與妻子共同育兒,但這種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好丈夫,卻屬少數。哥哥及僱主的角色加強了「男主外女主內」在家庭及職場的普遍性。
確實,《虎毒不》本身以現代女性角度出發,正如片尾提及,電影是「致所有選擇成為或不成為母親的女人」,故更易引起女性的共鳴,雖有評論認為劇情把角色妖魔化,特別是持傳統價值觀的人,但其實電影中每個人的背後皆有合理脈絡支撐其想法。當宏觀觀察電影的關係鏈,便會發現它不旨於怪責誰,而是寫實地刻劃不同視角,沒有絕對的善與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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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劇的正面意義
《虎毒不》採用悲劇敘事,刻意激發觀眾的負面及複雜情緒,使故事更深刻。在電影中,支持淑貞的人一個一個地離場,彷彿上帝為她關上所有門,卻沒有為她開過一扇窗。《虎毒不》評價兩極,有些觀眾感到難以接受,主要原因有三:一是劇情偏重反覆的日常瑣事,認為過於平淡,感到沉悶;二是觀眾期望觀賞電影是放鬆的活動,而電影帶來的壓抑感造成心理落差。三是部分觀眾對電影觀點不敢苟同,認為電影描繪的母職困難普遍存在,電影如無病呻吟,合理化母親極端情緒及行為,且在低生育率及自殺率上升的社會下,只會加劇社會焦慮,沒有產生正面社會意義。
不過,《虎毒不》作為寫實電影,旨在模仿真實,強調日常生活的狀態,多元地展現觀點,[6] 但它不一定為現實無法解決的衝突提供出路。[7] 陳小娟曾說,這部電影的靈感許多是來自朋友、網上論壇、群組、書本及新聞,[8] 這些社會悲劇在現實中確實普遍存在。在現實世界中,觀眾只能採用第一身觀察及感受世界,無法採用「上帝視角」掌握全局的觀點。[9] 電影是一個契機,讓我們平行感受其他社會角色的情感及遭遇,《虎毒不》令人代入現代女性的處境,反思育兒及家庭角色問題。電影畢竟是虛構的,那悲劇結局就容它留在電影中。在現實中,觀眾可透過體諒及理解現代女性的困難,避免悲劇發生。特別是計劃生育的人,可提前感受可能面對的情況,或能提供心理準備。即使劇情悲慘壓抑,卻在社會中具正面意義。有人認為婆媳糾紛、育兒辛勞、個人犧牲是母親的必經階段,但普遍性卻不等於每個女性都必須認同。電影與現實討論相互論證,更加證實電影的衝突確實存在。
總結
在香港社會,傳統及現代家庭性別價值觀相互交織,由於社會發展急速,發展至一種思想變化趕不上時代步伐的局面。在此前設下,《虎毒不》透過寫實的場景、燈光和聲音,並設定不同世代及性格的角色,再現產後抑鬱的核心元素,以及現代女性在個人價值、家庭角色及社會期望的壓力。電影中芬姨那句「不論是外出工作,還是照顧孩子都是犧牲」,精煉地道出現代女性在時代變遷所面臨的矛盾。即使結局以悲劇收場,但電影歸電影,現實仍掌握人們手中,《虎毒不》的正面意義在於透過情感衝擊引導公眾代入母職,並反思現代女性的育兒困境,避免悲劇重演。
[1] 陳小娟:〈導演/編劇的話〉,簡帛: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p/DIILZsIBp_n/(發布日期:2025年4月7日;讀取日期:2025年8月14日)。
[2] 〈香港早期教育發展及女性與社會〉,載於余震宇、徐泳欣、崔永健、黃競聰、蔡思行、鄧家宙、盧亦瑜、鄺智文、譚秀影:《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:教學及活動資源套》(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,2015年),頁133。
[3] Graeme Turner著,林文淇譯:《電影的社會實踐》(台灣:遠流出版社,1997年),頁65–6。
[4] Stuart Hall ed., Representation: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(United States: Sage Publications, 1997), 18–9.
[5] 胡正文:《從電影中發現社會學》(台北:新銳文創,2019年),頁15–6。
[6] Daniel Arijon著,陳國鐸等譯:《電影語言的語法》(北京:中國電影出版社,1981年),頁15;Maria Helena B. V. da Costa, “A Loud Cinematic City,” in Bianca Freire-Medeiros & Julia O'Donnell eds., Urban Latin America: Images, Words, Flow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(London: Routledge, 2018), 70.
[7] Graeme Turner著:《電影的社會實踐》,頁98。
[8] 莫匡堯:〈虎毒不︱談善言試鏡驚豔導演陳小娟:由含蓄到喪親咁喊闊度好大!〉,簡帛: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234068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(發布日期:2025年4月30日;讀取日期:2025年8月17日)。
[9] Graeme Turner著:《電影的社會實踐》,頁139–40。